过去几年里，我在生活中养成了一个习惯。我无论在何处旅行，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会随身带着手机。一般而言，手机已变得极为普及，因此我根本没思考过这个习惯有何意义（除了丢失手机后感到惊慌的时候）。
但在上周，我参加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布卢姆中心(Blum Center)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发展与全球经济。现在，我开始用全新的目光看待手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与援助组织工作人员、医疗部门官员和美国外交官进行讨论之后，我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常常受到忽视的手机，不但正在改变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在改变着穷国民众的生活。这进而产生了某种很有意思的可能性，可重新构建全球发展事业的运营方式的各个部分。
如今，新兴市场国家的手机用户已达25亿左右。在菲律宾、墨西哥和南非等国，手机普及率接近100%，乌干达则为85%。这不但让人们建立起比以往更紧密的联系（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商业意义），而且让他们的活动、习惯和想法的透明度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过去，要监控穷国民众的状况极其困难，尤其是在他们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广袤区域的情况下。
想想两年半前海地地震时发生的情况吧。地震袭来时，海地人散落在全国各地，援助机构为弄清该向哪里提供援助而忙得四脚朝天。传统上，他们只能通过飞临灾区上空或赶赴灾区现场来查找需要援助的人群。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一些研究人员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做法：他们开始跟踪海地人所持手机内部的SIM卡，由此判断出手机持有人所处的位置和行动方向。正如一份联合国(UN)报告所述，此举帮助他们“准确地分析出了逾60万名海地人逃离太子港之后的目的地。”后来，当海地爆发霍乱疫情时，同一批研究人员再次通过追踪SIM卡把药品投放到正确的地点，阻止了疫情的蔓延。
目前，援助组织不仅在追踪那些实实在在的手机，而且也开始监控手机的使用状况和账单的缴付模式。如果数据突然发生变化，那可能预示着经济困境正在加剧——这比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数据要准确得多。在联合国内部，秘书长正在推出一个名为“全球脉动”(Global Pulse)的项目，对全球每天生成的2.5艾（1艾等于10的18次方）字节的所谓“大数据”进行筛查，其中也包括来自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网站的数据。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极其受欢迎；比如，印尼人就是地球上对Twitter最痴迷的人群之一。因此，如果联合国（或其他机构）发现某些关键词的出现频率突然增大，就可能为某种困境提供早期预警。比如，若社交媒体提及粮食或种族冲突，那可能预示爆发了饥荒或者国内骚乱。同样，医疗研究人员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认识到，社交媒体上提到某地区受到感染，是对疫情流行的有效早期预警——比来自公立医院医生的官方警告更为及时。
意料之中的是，这种进展引发了争议。这是因为，就像社交媒体的普及已在西方引起对侵犯隐私的大量担忧一样，有些观察人士也对上述技术革命在新兴市场的负面影响感到担心。并非所有想要追踪这些数据的人都心存善念。Facebook或许让活动人士能向政府表达反对意见（正如在“阿拉伯之春”中那样），但社交媒体的数据也能帮助威权政府监控民众。企业也可利用这些数据；有些机构正在采取措施，利用这些数据为穷人制定信用分数。
但是，上述担忧没有束缚住联合国的手脚。相反，前IT专家、现在负责联合国“全球脉动”部门的罗伯特•科克帕里克(Robert Kirkpatrick)主张，我们应当让这2.5艾字节“大数据”为国际共同利益服务。他渴望利用这些数据建立社交媒体版的“气象观测站”，考察公共辩论的风向、识别经济趋势并预测即将显现的问题，造福国际社会。尽管这一想法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可经济学家已经能够利用这类信息来追踪世界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其准确度和及时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
换言之，我口袋里那部手机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把我和朋友们联系到一起。现在，手机已是人类共同体验（以及数据库）的一部分，这种体验遍及全球，其深度和效力每天都在提高。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体会到其中的意义。不论你现在是坐在假日海滩边，还是坐在乏味的办公室里，或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这都是一个既发人深省又令人兴奋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