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受阻，半导体产业长期依赖全球分工，受冲击更大。芯片价格快速上涨，整个产业命悬于半导体产能。美国、欧洲紧急投入数百亿资金试图重振本土半导体制造，加剧了芯片”争夺战”。
半导体，长期是台湾省经济支柱产业。在近几年芯片抢产能之下，台湾半导体龙头公司台积电的强大制造能力引得苹果、高通、AMD纷抢订单。台湾，更受地缘政治影响，炙手可热之外，也游走于风口浪尖。
在八十年代的峥嵘光景里，全球掀起信息技术竞赛，美国、日本、韩国乃至中国台湾角逐半导体市场，政府往往汇集最优秀的人才与最宽松便捷的政策以辅助。但是，全球范围内，产业政策下失败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或许与产业政策无关。
本文通过回顾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孕育、腾飞史，以一个产业的脉络追溯台湾经济转型之本。
一、宁静革命
二、乘芯而起
三、竞争秩序
1960年，台湾经济部长尹仲容发表了一篇长文《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这是他对自己执掌台湾经济大权十一年来的经济总结和反思。
他在《发展检讨与展望中》提到，”这十几年来台湾的经济有所进步，但是进步程度仍然不够。”直到1960年，农业仍然是台湾的经济支柱产业。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57%；农产品及加工品出口占总出口的78%。尹仲容认为，台湾需要一场改革。
二战后，欧美世界的时代主旋律是奔腾的经济增长，亚洲的日本，也迎来了经济腾飞的前奏。尹仲容感叹这个时代世界宛如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竞赛场，”落后的地区要追踪进步的国家，进步的国家则更求发展。”
尹仲容的祖籍在湖南邵阳，祖父是清朝进士，父亲担任过县长，家门在当地也是名门望族。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尹仲容进入建设银行。生逢战乱时代，尹仲容对政治无追求，心仪”经世致用之学”，40年代里，他参与了多项经济事务。
1949年，尹仲容赴台，先后担任中央信托局局长、经济部长，渐渐担起重整台湾经济的重任。此时，台湾的工业基础薄弱，以轻工业为主，主要是电力、水泥、纸业、制糖等。岛内的基础设施在二战期间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害。
尹仲容很早就意识到，台湾经济的弊端在于集中的官僚资本。在整顿、发展台湾经济伊始，他就践行所信奉的经济理念，放弃管制，保护市场价格机制，让市场主体发挥最大活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尹仲容也顶住了传统权贵的压力，推动官营改民营，整顿亏损惨重的官营企业，出台政策扶持、引导民营企业。台塑大王王永庆、纺纱厂创始人严庆龄均是通过尹仲容特意挑选、牵头而成就。
1957年，尹仲容再次发起了对外汇制度改革的冲锋，经由与保守派辩论，终于赢得改革机会。1958年，台湾”行政院”公布外汇贸易改进方案，将台湾的复式汇率改单一外汇率，并且放宽进口限制，对原料等进口实施税收优惠。
到1960年，尹仲容全面掌控了台湾的外贸、金融大权，也被称为”经济沙皇”。三年后，尹仲容骤然离世，令人惋惜。
但是，经由尹仲容的治理，台湾对内鼓励民营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此时已然为加入开放的海外市场铺平道路。经由60年代后期一系列直接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台湾经济模式开始锚向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1964年元月，立法院通过”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随后几年内，高雄的两个加工出口区相继设立。台湾当局出台了多项鼓励措施，吸引外商在台投资设厂。
廉价的劳动力、税收优惠和政策的便利度吸引了发达国家在台湾设厂投资，进口原料-加工-再出口的经济模式给台湾带来了经济上的增长。这一时期，台湾也切入了半导体产业，只不过是位居产业下游、投资门槛小、风险小的封测环节。70年代，德州仪器、飞利浦、摩托罗拉纷纷在高雄出口区开设封装测试工厂。到1970年，台湾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农业占总产值比重下降为15%，工业、服务业分别上升到37%、48%。
但显然，仅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不够的，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也很快遭到了冲击。1971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以进口能源为主的台湾物价随之抬高，1974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降到1.1%,创下50年代以来的最低。
1973年，蒋经国执政后，提出”十大建设”以提振经济。这十大建设涵盖了岛内的一系列大规模基建工程，包括铁路、公路、机场、造船厂、发电厂、炼钢厂等，总投资达60亿美元。同时，台湾当局也重视起技术的发展，希望能够往本土引入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蒋经国提拔了孙运璿担任经济部长。毕业后，孙运璿在台湾担任电力公司机电处长，十几年来一路从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做到台电总经理。许多人都将孙运璿视为台湾经济现代化的功臣。
孙运璿同为理工科毕业， 1969年访问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时就大受震撼，回台后立即着手，1973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工研院），主要以政府拨款、部门捐助为研究经费来源。从此，工研院就成为了半导体发展的试验田和技术滥觞地，早期在半导体上的设备引进、技术突破均是由工研院一手承包。
要发展技术，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向先进的开发者们学习。孙运璿找到了潘文渊，后者此时正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担任微波研究室主任。潘文渊1937年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无线电系留学，随后便读博、在高校任职。二战后，潘文渊入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一直在美国工作研究。潘文渊一生没有在台湾定居过，但是却成为台湾发展半导体技术的推手，成为技术指导和人才组队的主心骨。他为台湾发展写下积体电路计划草案，随后用尽自己在美国的资源，两地奔走，为台湾半导体技术发展搭建人才团队。
1974年2月7日，南阳街小欣欣豆浆店，一个普通无奇的早晨，一个安静的小吃店，汇聚了台湾政界大佬：经济部长孙运璿、交通部长高玉树、行政院秘书长费驊、电信总局局长方宝贤、工研院院长王兆振、交通部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以及潘文渊。一行七人除了潘文渊做研究工作外，都是技术官僚。最终，这群雄心勃勃、踏实奋进的人最终商定以集成电路技术作为台湾岛转型高科技产业的切入点。
7月份，孙运璿发起了一次家宴，邀请了以上的同僚及家眷，诚恳劝导潘文渊能组建一个海外技术顾问团，提前从RCA退休。潘文渊答应了这个请求，8月，潘文渊被聘为经济部顾问。同年，工研院下设了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在孙云璿大力支持下，立法院通过了一千万美元的积体电路发展计划。
潘文渊在美国发起了召集海外学人组建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TAC）的工作，许多华人工程师响应号召，为台湾的电子工业发展带来最新的行业动态、技术咨询。
在潘文渊的带头下，一批学员来到了海外学习，同时找寻合适的技术授权对象。潘文渊先后分别见过RCA、通用仪器、休斯公司等，最终以350万美元与RCA签订合作；RCA需要代训330人次电路设计、光罩制造、晶圆制作、封装、测试、应用与生产管理等人才。1977年，台湾第一家晶圆体示范工厂落地，这一工作全程由工研院负责。
初步掌握了产品线技术后，工研院也十分清楚应交由企业发展，此时台湾政府亦十分坚持”民营化”。不过此时民间对于半导体投资并不感冒，最终仍是在政府牵头融资下，台湾的第一家半导体企业联华电子成立。工研院当时就将从RCA学习的产品线技术以低价授权生产的方式全无保留给了联电，同时，工研院还向联电转移了四十多位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后来掌舵联电的曹兴诚。
技术人员，是台湾自主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星星之火，工研院就是这拢火苗的源头。工研院有着”台湾总经理制造机”的封号。据统计，由工研院转入企业的员工超过一万五千名，这些人接受过技术培训后，亲身沉入一线市场，掌舵半导体企业发展。
可以说，台湾聚集资金、人才引进半导体技术，并且大胆向企业开放，主动推进其落地产业、落地市场。到这一步，台湾的”土壤”已经为产业发展调试出合适的酸碱度、湿润度，静待一个个种子自然萌芽、成长。
潘文渊、孙震等人是半导体的技术引路人，但是孙运璿、李国鼎等技术官僚的影响力也不可或缺。前工研院董事长孙震为《硅说台湾》一书的推荐中写道：”虽然整个计划的创意和构想来自潘文渊先生，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孙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