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吴俊宇
一
身份转移
这次疫情之后，我们正在迎来一场全社会的“身份转移”。
所谓“身份转移”其实指的是当下职业和过去职业相比，从传统意义上看，似乎显得变得没那么“光鲜”了。
上到明星，下到包工头、毕业生，他们都在遭遇“身份转移”的挑战。
罗永浩可能是吹响“身份转移”号角的第一人。
他从一位企业家，在抖音上变成售货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偿还离开锤子科技的债务。
更多的案例是，演员无片可拍抢占综艺节目档期，电影小导演成为广告制片人，北影毕业生到密室逃脱成为NPC，一批媒体人、公关人转行卖保险。制造业技术员、搬家公司小老板、工地包工头最后成为滴滴司机。
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则是，浙江横店当地最近新注册外卖骑手人数创造历史新高，其中超七成来自群演队伍。一群横漂，暂时闭上逐梦演艺圈的双眼，成为外卖小哥。甚至，都市白领、健身教练等其他行业从业者，也开始送外卖。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两个关键数据：
- 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
- 今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府都要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
2020年，全社会恐怕正在要面临最难就业季。
二
谁来结网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用来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安全网则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
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发展状况之下，社会保障其实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成了企业的责任。在中国，一批平台级互联网企业承担起了安全网的责任。
这些平台级互联网企业体系内的产品，成为了吸纳就业的最佳蓄水池：阿里（饿了么、盒马），字节跳动、滴滴、快手都是如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5月发布过一份名为《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的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大批制造业人口减流。分流到了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和商用服务业。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饿了么、滴滴、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
这段话如果深入理解会发现，新经济平台在政策制定者眼中，它更像是一个“就业蓄水池”。
当然，“就业蓄水池”并不是对这些新经济平台的贬低。事实上，这种定位并非疫情后才开始，早在2015年滴滴创业进入高潮期时，决策层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定位。这背后的考虑因素是多方面的：
- 当下我们所遭遇的“技术型失业”引发了一定的社会挑战，部分人群生活需要得到保障和兜底.
- 国内制造业就业比重过低，不到20%，德国、日本都走过了制造业就业比重高达30%-40%的阶段，中国过早脱实入虚不符合当下国情.
- 部分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存在一定泡沫，如O2O、直播潮、共享单车，过多社会资源投入导致配置失衡.
种种考量之下，新经济平台成为了最好的就业蓄水池。新经济平台的特点是，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再就业培训，劳动者可以“即插即拔即用”。
无论是送外卖还是开专车，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