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润”（run，逃，离开）。
“这个字好像最早是用来说出国发展，但现在已经引申到一切皆可‘润’了，工作不想干了可以‘润’，城市不想呆了也可以‘润’，我最近在小红书上就看到好多说‘想润，离开北京、离开上海’的内容。”一位互联网冲浪人说道。
而“润”的理由不尽相同。比如2021年从深圳回到成都的阿蓝就告诉燃财经，“吃不消互联网的加班了，就想换个不太加班的工作，也想脱离互联网。但在深圳，如果不卷就负担不了生活成本，仅房租就是一大笔开销。所以思来想去，最后回到了成都。”
2020年从北京回到成都的谢驴则是因为工作，“我是成都人，我老公是江西人。从居住和舒适程度来说，在我们看来，成都是优于江西的。所以我们一早就有共识，终有一天肯定要回成都。”
所以在2020年疫情冲击，谢驴很长时间没活儿之后，俩人就考虑回到成都，“刚好我老公的公司在成都有分部，就申请了内部转岗。”
回来之后的生活，也是各有感受。
阿蓝“确实很满意”，“我老家是成都郊区县城的，现在回到成都，可以每周回家看父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也能经常聚餐。收入虽然比之前在深圳的时候少了20多万元每年，但我自己没有房贷和家庭的压力，只要不过什么奢侈的生活，也够花了。”
谢驴则开始犹疑，“如果你在去年问我，我的答案应该会非常积极、乐观、阳光，说年轻人回到二线挺好、挺爽的。但现在我可能会重新思考了。”
谢驴的犹豫来自环境的改变。去年年底至今，各互联网大厂纷纷裁员，“金三银四”也被求职者证明是“铜三铁四”。一线打工人苦不堪言，二线城市也与一线同频共振。
“2021年，我老公从之前的大厂跳了出来，想做一点实事，加入了一家科技类型的创业公司。”谢驴说道，“当时这个公司发展势头非常好，拿了融资还在大幅招人，但转眼今年形势就变了，他们要裁员20%。我和朋友合伙做的内容创业公司，目前公司整体年收入也减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就互联网来说，成都互联网也在变得更“卷”。
近期，《互联网人“卷”成都》一文引发了众多共鸣。2013年左右从北京回到深圳的互联网人元清向燃财经回忆，大概从2016年、2017年开始，成都互联网就开始卷了，“猜测一是从一线回来成都的人增多，僧多粥少而且降维打击，二是当年成都房价开始暴涨，但薪水没同步跟上，导致大家的工作压力更大了。”
阿蓝也表示，“因为本身就在互联网行业，回来之后也接触了一些成都的互联网行业。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卷。因为成都的大型IT企业很少，但是大学毕业每年人数都非常多，就导致竞争非常激烈。”
事实上，到哪里都是生活，而生活总是免不了烦恼和麻烦。回到二线也不是解决一切烦恼的“灵丹妙药”。
“我并不认可我是‘润’。”2016年从北京回到成都的杨夏直言，“因为我是经过思考，主动离开的，是一种基于自己想法的选择。如果说‘润’的话，似乎意味着慌乱地逃避，但至少我不是这样的。”
不过杨夏还是建议，想要回到二线的人，可以拿到offer或者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规划后再回来。
从一线到二线，难找的工作，缩水的薪资
离开的决定并不难做。
“在思考换工作的一天，我刷着朋友圈，看到在成都的朋友丰富的业余生活，转头再看看北漂的自己，工作、生活单调无比。”杨夏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就到了北京工作，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
“当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杨夏说道，“更何况还有房价的现实问题。在北京，我不敢想象自己能买得起房。2016年，北京房价是4-5万元/平米，但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两边，核心中轴线上，房价才7-8千元/平米。而且我的亲人、朋友都在四川。”
于是2016年，杨夏结束北漂，回到了成都。
2013年回到成都的元清则单纯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雾霾太严重。所以待了两年就回来了。不过现在北京的环境好很多了。”2017年从上海回到成都的Sue则是因为在上海工作了一年，陷入焦虑症。
从一线回到二线，多半是为了生活。但坦承来说，人总是离不开工作，现实是即使回到二线，工作依然麻烦不断，甚至问题更大。燃财经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人提到二线城市工作难找，“最近计划从上海回成都，但看了一段时间的工作，真的没有理想的。”
2021年从上海回到南昌的夏天告诉燃财经，“回南昌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时虽然是找好工作再回来的，但因为工作并不好找，所以勉强接受了唯一进入面试的这份工作。现在想换工作又很难，能交五险一金和双休的工作更少。”
这一点似乎是二线城市的通病，“我回到银川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小私企，当时它连劳动合同都没给我，签完合同一式两份都放在公司那儿。而且私企基本上没有交公积金，五险都是最低标准。”2018年从深圳回到银川的方立表示。
编制“更香”。“相比互联网公司聚集的北京、外企扎堆的上海，成都的工作机会有限。身边一直在成都的同学一半都在体制内。”有小红书用户直言。
其他二线城市的情况也类似，方立目前就就职于一家央企子公司，税前月薪为1.2万元，“银川就是公务员、国企员工工资高点，当地人平均收入也就是四五千元。”
对于互联网来说，二线城市的部门、岗位也与一线城市有一定的差距。燃财经看到，腾讯、阿里、字节跳动、华为、京东、美团等互联网大厂在成都均有布局。但就岗位来说，“大部分优质岗位是一线大型企业的成都分部，岗位也以科技行业以研发、客服类岗位为主，产品、设计类较少。”杨夏表示。
这也导致“技术岗比较容易在成都找到机会，如果大公司内部转岗也容易平薪回来；但是做市场和运营的，在降薪的基础上想找个靠谱坑真的比一线难上N倍。”上述小红书用户表示。
与这个判断一致，做大数据平台开发的阿蓝找工作就并未遇到难关，“我回到成都之后，先休息了10个月，因为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到2021年10月、11月，才开始找工作。可能因为我本身项目经验比较多，所以工作还算好找，拿到了八九个offer，但都衡量了一下不想去，所以都没接。”
“最后是一个猎头找到我，提供了一个外企的IT岗位，工作时间、薪资待遇还可以，所以我接受了。”阿蓝说道。
但产品经理方立就没这么幸运，“回银川之前，我先在网上看了一段时间招聘，都没看到合适的。但因为当时接触了自媒体，加上手头有点积蓄，所以就裸辞了，准备即使找不到工作，回去也可以先做一段时间自媒体。”
折腾了半年，自媒体起色不大，方立的经济压力也上来了，于是先找了一份工作，“是一家私企，只干了3个月，但因为团队技术水平和氛围太差，以及朋友推荐去另外一家更好的公司，于是在即将转正的时候，我离职了。”
除了工作难找之外，回到二线也必须接受缩水的薪资。当时从北京回到成都，薪水比原来降低了三分之一。”杨夏说道。阿蓝也告诉燃财经，“现在一个月到手大概1.6-1.7万元左右。不到原来在深圳的三分之二。”方立的薪水也比之前在深圳缩水不少。
回到二线，换一种生活
对于从一线回到二线，更大的渴求是换一种生活。
“在北京，所有的一切都以工作为中心，生活都得给工作让路。如果你晚上或周末想约朋友聚会，晚上八点之前不可能聚齐，因为北京太大了。但在成都，我们经常约饭、约咖啡。即使工作日午饭、下午喝咖啡，都能轻松约到朋友。”杨夏说道。
5月31日中午，燃财经联系谢驴时，谢驴也告诉燃财经，“稍等，正准备做一个光子嫩肤。这也是我回成都的一个原因，因为成都是医美之都。”
在一线可望不可即的买房问题也迎刃而解。“回到成都第二年就买了房了，还是一个100多平米的大房子。这在北京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如果没有离开北京，我应该还租在北京的老旧房子里。”杨夏说道。
“目前在银川感觉挺好的，在一家央企的子公司做产品，收入虽然比之前在深圳工作打了折，但税前也有1.2万元/月，还买了比当地均价高出两三千元/平米的所谓‘豪宅’。唯一的落差可能是本地的研发体系、做事方法还是比不上一线城市。但其他的没有差别，深圳有的，银川也有。”方立也表示。
燃财经注意到，在既往概念中，北上广深是年轻人追求梦想的地方，值得年轻人去拼搏一番。而到了安居、成家之时，则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于是开始向家乡的省会城市回流。这一点似乎也的确如此，燃财经了解到的从一线城市返回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中，以30岁左右为主。
但现在，回到二线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燃财经在一个外地回成都、约有200人的小群中进行了一个调查，参与调查的13人中，有5位回成都时的年龄是30岁及以上，有2位分别是27岁、28岁，25岁及以下的则有6位。
比如元清就是在24岁时回的成都，Sue回来成都时则是25岁，夏天去年从上海到南昌时也才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