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一整年的乱战，资本及巨头对于社区团购的热情仍未衰减。新价格战在春节前打响、团长争夺战仍在继续、仓储/物流/供应链的建设如火如荼。
但如今在国内被美团、滴滴、拼多多们疯狂加注的「社区团购」其实是日本在很多年前玩剩下的。日本的社区团购要从1955年说起。1955年，日本已经完全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进入了被后世誉为“高速发展”的时期。当年出现的“五五体制”让自民党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牢牢控制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从而引导日本走上了一条经济优先的道路，创造了日本奇迹。
在一切欣欣向荣的1955年，日本各地出现婴儿无精打采、情绪烦躁、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的情况，这些婴儿的共同点是，都喝了日本乳业龙头森永生产的奶粉。根据历史资料，当时全日本有1.3万名孩子出现了病状，130名婴儿死亡。除毒奶粉之外，当时日本市场上所售的牛奶三分之二都是脱脂奶粉等合成的乳饮料，商家吹捧下，这类营养成分不高、价格却比普通牛奶高很多的加工奶侵占市场。
为了能买到真正便宜的、有健康保证的牛奶，1965年一位名叫岩根邦雄的人，挨个敲开了邻居的门。在他的邀请下，有大约200户居民，集体订购了329瓶牛奶，开始了一个关于“共同购买”的故事。岩根邦雄及其邻居以“集体订购牛奶”为初衷的小组织，逐渐发展为了一个由家庭主妇们构成的“生活俱乐部”。生协可以看作是日本社区团购模式的运营主体，2019年度全国生协会员数为2961万人，地区生协的家庭加入率为38.4%。共同购买以“班”为单位，一般为近邻五六户人家组成的一个小组。班组织中会推举一位班长，在最早期，班长负责收集好每个家庭的订货单和货款，将其交给生协，生协在一个星期后把商品配送到班，再由班长进行分发。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原始的模式也逐渐向着更高效率的方向变革。从上世纪80年代后，OCR单据识别、货款的自动转账、配送中心的自动分类和包装的机械化等技术的运用，大大提高了共同购买的便利性。不同的是，国内社区团购风口的升起，企业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是自上而下的。
再往前看，生协模仿的其实是英国1840年代罗虚戴尔地区工人们自主组织的消费者合作社。日本生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79年，但一直到二战之后，日本政府在1948年制定了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法，生协才真正获得法人地位。生协的发展壮大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当时，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随后为了刺激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成为时代风潮。在这样偏激进的发展策略下，一些企业因为过于追求利润而忽视产品质量，尤其是对于生鲜食品这一门类，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消费者的反感。开头提到的乳品市场混乱，就是当时市场状况的一个切面。这也是引发消费者通过自主力量，介入市场活动的最大诱因。生活俱乐部就诞生于这一背景，并逐渐从消费领域，向环保、政治领域切入。
家庭主妇们主导下的生协，承担着与社区团购平台相同的功能，但更像是一场“从厨房看世界”的社会实验。而随着时代背景以及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生协“共同购买”模式也在不断发生调整。尽管日剧中温柔贤惠的全职主妇在当今依旧不少见，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一系列促进妇女就业的举措，越来越多的妻子与母亲选择走出家门开始工作。此外，过去几十年间日本社会还呈现出两个明显趋势：“一人家庭”涌现、单身经济起飞；老龄化日益严重。新的社会结构使得以“班”组织为基础的共同购买模式适用度降低，日本生协的产品供应模式也随之出现了大调整。转折点发生在1995年。此前，生协其实是以门店业务为主，但随着生活俱乐部的诞生，宅配业务受到更多消费者欢迎，逐渐在1995年超越店面业务成为生协的最主要配货模式。到2010年，宅配业务中的个人购买业务超越了共同购买业务，成为了生协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但即使是个人配送模式，日本生协也非常看重与会员的沟通联系。从供应端来看，日本生协的购进渠道，从传统的批发市场购进逐步转向产直购进。总的来看，生协的生鲜农产品供应模式，大方向始终是从“批发市场购进 – 共同购买”向“产直购进 – 个人配送”调整。生协打造自主食品品牌，背后其实是日本连锁商超建立自主品牌的大趋势。
在中国社区团购风口升起之后，也有人提出问题，中国的电商模式能否在日本复制，改造日本以生协为主体建立的社区内生鲜农产品团购模式。洪诗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在一个视频中解释，日本的法律以及传统的流通商业习惯，限制了电商在传统食品市场的发展，农产品一般都通过“农协”（农业协同组合）流通，由商社作为中间商，来承担一定的监督和危机处理作用。根据洪教授的说法，社区团购这类电商模式，在日本普及的希望并不大。生协虽然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区团购的功能，但其诞生背景、发展历程、功能维度和中国的社区团购平台还是大不一样。在国内被作为一个经济学话题讨论的社区团购，在日本似乎更像是一个社会学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