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论经济学几乎不可能不谈到亚当 • 斯密。
我们认为他的许多概念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分工理论和“看不见的手”。但在他当年写作的那个年代，这些想法却是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他不怕突破界限，质疑既定的思维。
他努力思考着如何在那个巨变的时代促进人们福祉与繁荣。当时，工业革命正带来新的技术，它们将引发生产劳动的巨大革命，创造赢家与输家，并潜在地带来一场社会变革。但这场革命的影响如何，在那时并不清晰。例如，《国富论》一书是在詹姆斯 • 瓦特（James Watt）发明蒸汽机的同一年出版的。
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类似的拐点：生成型人工智能这种全新技术可能会以惊人的方式——可能也是以一种涉及我们生死存亡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它甚至可以重新定义何以为“人”。
鉴于亚当 • 斯密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相似之处，我想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今天他还活着，他对这种全新出现的“人造之手”将作何反应？
超越“看不见的手”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想从他最著名的作品《国富论》开始谈起。该著作的一个开创性观点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取决于其民众的生活水平，而民众的生活水平又可以通过促进生产率来提高——这是通过每个劳动者的产出来实现的。鉴于全球生产率增速已经放缓了超过十年并阻碍了生活水平的提升，斯密的这个想法在今天尤其重要。
人工智能当然能帮助扭转这一趋势。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使劳动者受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实现某些认知型任务的自动化来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更高生产率的任务供人们来完成。随着机器负责处理例行性、重复性的任务，人们就可以花更多时间来从事只有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创造性地开展创新并解决问题。
初步证据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客户服务代表如何与使用了生成型人工智能的对话助手开展合作。人工智能助手会监视客户对话，并建议客服如何回应。研究发现，使用这项技术，效率提高了14%。
有趣的是，较新入职、拥有较低技能的客服的生产率提升幅度最大。为什么会这样？该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传播更有经验、更高效的客服的知识。想象一下，如果每个员工的表现都达到了最佳员工的水平，那么企业的生产率会有多高！
如果这种情况广泛成立，那么其所带来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高盛银行预计，人工智能可以在十年内让全球产出增加7%，即提高约7万亿美元。这超过了印度和英国的经济规模总和。虽然目前还远不能确定我们一定能实现这种重大收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实现效率最大化方面，亚当 • 斯密会非常谨慎，防止这只人工智能的“人造之手”被扼杀。
除了提高生产率外，人工智能还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劳动力市场。最近，我们已经看到自动化使“中等技能”岗位出现了损失，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两极分化，造成了大量的高薪和低薪工作。文献表明，人工智能对各个职业和行业的影响可能与之前的自动化浪潮有所不同。最近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可以给高薪工作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从而减少就业市场的两极分化。一些研究显示，人工智能的采用可以促进企业结构的扁平化，其会增加初级职位的劳动者数量，减少中层管理人员和高级职位的数量。受影响工作岗位的数量可能是巨大的——一些研究人员估计，有三分之二的美国职业可能很容易受到某种形式的自动化的影响。
那么，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净影响如何？我们并不能保证人工智能一定会使人类受益，也不能确定赢家的收益足以弥补输家的损失。正如经济学家达龙 •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所指出，人工智能很可能只是取代人类的工作，而不会创造出新的、效率更高的工作供劳动者从事。
因此，尽管人工智能极具潜力，但我们需要考虑它可能对就业产生的广泛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鉴于个体的福祉和普通劳动者的困顿是亚当 • 斯密大部分思想的基础，以上问题肯定会让他备受困扰。斯密感兴趣的是发展出一种使所有人受益的经济，而不仅仅是惠及少数人。在《国富论》一书中，他批评了重商主义贸易体系——在该体系下，英国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扩大出口，且有太多市场力量集中在被赋予贸易垄断权的企业手中。
如今，开发人工智能工具的组件市场高度集中。例如，在最适于人工智能应用的硅芯片市场上，仅有一家企业占据着主导地位。许多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和大量的数据——它们是模型训练生成“智能”的源泉所在。确切地说，开源程序人员的确已经展现出了自己设计人工智能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只有少数大公司可能拥有在未来开发高端模型的计算和数据能力。
虽然斯密会对全球化经济中如此强大技术的出现感到印象深刻，但他也可能意识到：仅靠“看不见的手”可能并不足以确保社会的广泛利益。事实上，在从金融业到制造业的诸多领域，“看不见的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足以确保社会的广泛利益。
监管的新方法
这就引出了我想强调的一点——我们迫切需要健全、明智的监管法规，确保人工智能被用来造福社会。其中一个挑战是：人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工智能系统的判断。人工智能依赖现有数据，因此它可能会重复数据中存在的偏差。一些模型已经显示出了自信捍卫虚假信息的倾向——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幻觉”。如果我们在医药和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将控制权交给人工智能，风险可能十分严重，甚至会威胁我们的生死存亡。
当谈到人工智能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新的规则：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需要在公共政策领域使用一种全新的做法。
欧盟提出的新立法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按风险级别对人工智能进行了分类。风险最高的系统将被禁止。这将包括根据社会规则遵循程度对民众进行排名的政府系统。第二高风险水平的系统将接受严格的监管，其需符合透明度和人工监督方面的要求。
除了直接监管人工智能系统之外，我们还必须准备应对人工智能对我们经济社会产生的更广泛影响。鉴于大范围失业的威胁，政府必须建立灵活的社会安全网，为下岗人员提供帮助；同时，还应出台劳动力市场政策，帮助劳动者保留在市场之中。当局还应仔细评估税收政策，确保税收制度不会偏袒不加区分而替代劳动力的做法。
对教育系统进行妥善调整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让下一代劳动者做好操作这些新技术的准备，并为现有劳动者持续提供培训机会。对STEM专业人士的需求可能会增长。但文科教育的价值也可能会增加。
显然，我们需要在监管方面开展国际协调，因为人工智能是跨国界运作的。因此，令人欣喜的是七国集团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人工智能。最后，我们需要一套真正的全球规则。考虑到技术正飞速发展，迅速行动至关重要。
重新定义何以为“人”
尽管如此，要从亚当 • 斯密的角度真正考虑人工智能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
斯密探讨了是什么使我们能够按道德行事。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共情”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彼此的快乐和痛苦，而结果是，我们也会收敛自身的“激情”，学会文明地对待他人。而这使我们能够建立、维持一个基于规则的社会。
但若将人工智加入其中，会发生什么？当然，人工智能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在手机上打字时，它会完成我们的句子；它还会推荐我们看什么视频。
最新一波生成型人工智能技术的非凡之处在于，它能梳理大量知识，并将其提炼成一组令人信服的信息。人工智能不仅能快速思考和学习，现在也会像我们一样说话。
目前还不清楚人工智能是否会进化到可被称为“真正有知觉”的程度。但是，如果它已经可以复制人类的语言，它仍可能很难理解其中的区别。这样，亚当 • 斯密概念的社会粘合剂——也即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以妥协的精神进行互动——就开始瓦解了。
这让尤瓦尔 • 赫拉利（Yuval Harari）等学者深感不安。赫拉利认为，通过掌握语言，人工智能可以与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利用“虚假的亲密关系”来影响我们的观点和世界观。而这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它甚至可能破坏我们对人类文明的基本理解——因为从宗教到国家，我们所有这些文化规范都是基于公认的社会叙事。
即使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也对其给人们带来的关乎存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