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名创优品以63亿收购永辉超市29.4%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引发行业震动。
这像是零售业沉寂已久后的一声惊雷，让我们看到除了胖东来、山姆、Costco等行业星火之外，传统零售探索的另一种可能。
叶国富在最近的分享中提到，要做未来世界级的零售巨头，一定是融合“必选+可选消费”，没有勇气，何来运气。而宁高宁在对此事件的评论中也谈到，胜负不在交易本身，关键在于企业家能否看准其中机会，并给自己开辟新的战场。
但除却企业家敢为人先的精神，如何更深一步理解行业整合背后所需要的价值观匹配，人才资源储备，核心能力建设，怎样去面对这里面的阶段性规律和种种非预期难题，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其实对于复杂的行业并购来说，交易只是开始，往后旷日持久的磨合才是真正的考验，好的结果更需要长期正向的化学反应。不管是日本90年代末进行的大量收并购，还是类似阿里收购高鑫零售，安踏收购始祖鸟母公司等，都给了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思考。
围绕此，近日浪潮新消费深度对话了零售行业老兵、罗森中国副董事长张晟，他参与推动了罗森在中国市场门店数从不到500家到5000家以上的崛起过程，也是众多零售创新战略的制定者，对于零售企业产品开发、精细化管理、跨区域经营都有着独到的实践见解。
在收购前，“需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没有合适的人才，战略再好也难以执行。”在收购过程中，“价值观的碰撞是关键，足够的耐心是成功收购的必要条件。”在传统零售被收购后，“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把资金用在恢复消费者和供应商信任上，这才是最重要的。”张晟在访谈中，抽丝剥茧地为我们提供了深层视野。
当下，以名创收购永辉做为重要标志事件，消费行业的并购整合正在进入加速期，也许没有针对每家企业的标准路径，但他的这些底层思考、建议，足以给到大家深度的参考借鉴，尽量少一些理想化的大开大合，更多一些务实的准备和坚守。
名创优品宣布以63亿人民币收购永辉超市29.4%的股权，成为永辉超市第一大股东，从2017年新零售兴起，到今年行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其中电商平台线下布局貌似收缩了很多，而线下新巨头却扮演起兼并整合的角色。
张晟：收购与合并的成败，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价值观的契合。国内无论是新零售还是传统电商，都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这些企业能发展到今天规模，关键在于都有各自独特的团队价值观。
因此在收购过程中，价值观的碰撞是关键，耐心是成功收购的必要条件，如果收购双方有共同的价值观且能力匹配，短时间就能带来业绩。从三个角度理解：
第一，很多企业在收购初期往往忽视价值观的碰撞，收购方对被收购方的理解不足，其实对收购双方来说，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是成功的第一基础。
如果做不到这点，最终的结果一定不会理想，而互联网和传统零售在价值观和人员匹配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也是过去几年零售业并购出现挫败的主要原因。
第二，能力也是关键，收购方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赋能被收购方？传统零售近年来的确遇到一些瓶颈，但不能只看行业的缺点。
举个例子，中国足球2002年能走出去，也正是因为教练米卢看到了中国足球的优势——身高，这和收购的逻辑很像，要懂得发挥对方的强项。
如果只看到对方的缺点，自然会想改变，很多收购方专注于补短板，但这并非易事，因为被收购企业的短板可能是天生的，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补得出来的。
第三，跨行业收购时，收购方的能力是否适用于被收购方，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收购方拥有的能力，放在被收购企业上反而可能水土不服。
收购双方的磨合时间过短，相互理解不足，往往是收购不成功的原因。
张晟：打个比方，在救一个溺水的人前，必须先问自己是否有能力施救，而不是盲目行动。此外，如果被救者挣扎，而你自身能力不足，结果就是两人都陷入危险。这就是价值冲突的表现，被救者往往坚信自己的价值观，自然会容易反抗。
以联想收购IBM为例，如果只是作为财务投资者，那么资源共享、人才共享等计划就很难实现。
但如果想彻底改变，就必须有足够耐心。日本银行业在90年代末进行了大量的兼并收购，从计划到实施通常需要10-15年时间。
今天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耐心？现在大家希望的是今天收购，明天就看到结果。
如果作为财务投资者，可以尊重对方按照原有的价值观经营，但如果被收购方的经营管理出现问题，继续让其自行经营显然无法取得好的结果，如果加以干预，又需要重新磨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比如沃尔玛收购好又多就是中国零售并购的典型案例，收购完成后，最终的消化整合花了好几年时间。
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成功的收购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张晟：从战略上看并没有错，但兼并收购的问题往往出在战术层面。
第一，收购方派遣到被收购方的人员是否能够融入新环境，如果只听从派遣方的命令，与原有团队的冲突在所难免，毕竟不能一夜之间替换所有人。
第二，如果派遣的人能够理解、认同并尊重原有企业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那收购方是否又有足够的耐心和信任就成了关键。
比如阿里2017年收购大润发，真正显现出结果也花了5、6年时间。
原因在于，原本清楚知道自己有能力的人，一旦跨界，可能就不知道自己在新领域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而不知道自己没能力的人，最终带来的结果也会很可怕。
被收购方也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清楚自己没能力，二是不清楚自己有能力。今天的零售业实际上还存在很多机会点，这些都需要收购方的发掘和鼓励。
最差的情况是双方都不清楚自己没能力，这样的收购结果往往不尽人意。所以正确的选择和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就像婚姻中的“七年之痒”，长时间的磨合后，如果双方无法继续适应，就可能走向分手。
张晟：因为线上红利的消退，线下机会的抬头，以及当前环境下零售资产比较低价，大家认为零售行业整合即将迎来窗口期，未来会产生更具代表性的行业龙头。
但这个过程可能是非常痛苦和复杂的，不会马上就进入到新的阶段，如何看待这一进程和不同阶段将面对的问题？
张晟：兼并收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资本扩张，资源共享有限，接着是技术共享，但常因客群差异而面临获客成本高昂的问题。
最后是针对同一客户群体的兼并，比如名创优品和永辉，他们的客户群体是否真正重叠？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比如玛氏收购品客薯片，看似技术不同，但客群和销售渠道是一样的。
另外，收购相应的人员储备也非常重要，他们需要得到双方的信任。很多欧美企业在八九十年代进入中国市场时，已经提前做好了人才储备，今天也能看到很多中国人在欧美企业里担任高管。
而很多日本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就因为没做好人才储备，遇到很多困难。
所以战略层面的想法最终需要战术层面的人才来实现，没有合适的人才，战略再好也难以执行，这是今天零售业整合能否顺利进行需要思考的问题。
张晟：名创收购永辉后，胖东来随即宣布停止对新的企业进行帮扶，于东来表示“再调改企业，一个也不帮了”。
有人说胖东来是被利用了，也有人说帮扶行动给胖东来自身没有带来收益。你怎么看待胖东来的举动？
张晟：至于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停止帮扶，可能只是巧合，从旁观者视角看，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也许在收购完成后，胖东来的人才储备和能力，确实不足以改变规模庞大的永辉。
但这并不是说完全放弃了，可以说是急流勇退，或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因为胖东来的于总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范围，如果无法改变，那不如在名创收购完成后及时停下来。
中国的市场非常复杂，当胖东来走出中原地区，其原有的经营策略和人才视野是否能与沿海地区相匹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张晟：我一直有个观点，零售没有最合适的“版本”，中国不能简单复制美国、欧洲、日本或中国台湾的模式，因为中国市场的复杂性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的零售业似乎总在学习他人，缺少自主创新。
但其实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有其独特性。胖东来之所以更多地在中原地区帮扶，而没有扩展到沿海或东北、西北地区，是因为每个地区策略、打法形成都需要时间，许多做法必须升华到理论层面，才能变成“神似”而非“形似”。
张晟：首先是要有足够耐心，这也是我由衷尊重胖东来的一个很大原因，他们这么多年耐心深耕河南，在盲目追求规模的当今尤为难能可贵。
此外，也能看到永辉在福建和重庆表现不错，但一到上海、北京就开始痛苦，关键就在于，跨区域经营时，整体环境、气候、人群的变化，使得原本的能力不再确定，这才是大问题所在。
说到底零售业是需要精耕细作的，日本零售业历经多年发展，真正能跨区域大幅扩张的，大概也只有永旺，连伊藤洋华堂最近也在收缩，说明跨区域经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晟：核心在于我常提的“经营三精”：产品精致化、管理精细化、营销精准化。
首先，产品精致化方面，日本的研发值得我们学习。许多零售业者赴日学习，但产品的精致化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学会的，因为触动日本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未必能打动中国消费者。
同样，上海消费者的喜好，未必能复制到华北、东北和西南。因此，产品的精致化必须去繁就简，宝洁前总裁说“siMple is best”，也就是学习产品精致化时，也要融入自己的创意和应用，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管理精细化，日本和中国台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过度精细化可能导致成本无限上升。所以必须简化流程，因地制宜，才能提高效率。
最后，营销精准化。这一点没有固定模式可学，只能掌握原则、原理和理论，因为每个市场的目标客群都不同，像胖东来和山姆的客群就不一样，必须在找到自己的客群后，再进行精准定位。
从营销精准化的角度看，名创和永辉的组合可能不太符合这一原理。
张晟：很多时候我们给产品添加了不必要的功能，这实际上增加了成本。以智能手机为例，不同年龄段的用户对手机功能的需求大不相同，年轻人喜欢尝试各种新功能，而中老年人可能只需要基本的通话和信息功能。
他们认为高端手机价格贵，往往是因为他们不需要那些额外的功能。
因此，了解目标消费者群体的需求，为他们保留必需的功能，去除那些不必要的，这样才能提供更合理的价格。
像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里技术发展迅速，但其中有些技术就是不必要的，比如90年代的高清电视，色彩过于鲜艳，超出了当时输出设备和人眼的识别能力，最终被数字电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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