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过去“智能城市”的重点仍放在顶层设计架构，那么在此次防疫工作的紧急需求下，这一项目便不得不以另一种更快的方式下沉，落实到城市各个角落的社区、街道等细分单元格内，呈现为“大数据+网格化”管理的基础流程。
张春花（化名）是广西某小区的物业人员，疫情发生以后，她的工作重心便放在了对小区住户的人员摸查和防疫宣传上。
对此，她介绍到，“其实，就是让小区的人扫个二维码，然后把家庭成员的信息，比如近期的外出记录、健康状况等等，在手机上填好就行了。其他的我也不懂，主要就是尽量的把这个信息和二维码告诉给大伙，一起做好防疫工作呀。”
如今，像张春花这样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分散在小区、市场、超市等等公共场合的出入口，他们的主要工作，一是对出行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二便是督促来往行人做好信息登记。
疫情之下，人员流动、人员状况等关键信息亟待摸清掌握，以基层人员协同防疫系统开展数据信息收集，进而落实到街道、小区等城市网格之中，“大数据+网格化”成为了“智能城市”打响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响应。
一、智能城市“看山不是山”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于1992年由IBM提出，这一概念的关键导向在于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提升资源运用效率，优化城市管理与服务，最终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国内很多企业也成为“智能城市”。
但是，即便有了概念，对于智慧城市的落地依旧众说纷坛，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或路径来予以理解和实践。
所谓看山不是山，现实的智慧城市依旧模糊，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技术的发展与突破，中国的企业也逐渐将目光投向智慧城市的设想与探索中，并不约而同的将焦点锁定在互联网大脑，以此作为搭建智慧城市的基点。
2016年，阿里提出阿里城市大脑；2017年，华为提出城市神经网络；2018年，腾讯提出城市超级大脑，科大讯飞、百度、京东数科等互联网企业相继入局，智能领域的“大脑”之争成为地方政府和科技企业携手共进的关键推力。
但是，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之下，智慧城市的“大脑”也随之面临质疑。
很显然，对此反映出来的问题，便在于已经开始实名制买票、刷身份证乘车的铁路系统似乎未能与各个城市的信息系统实现真正意义的互联互通，仍需要被动的、人工的抓获和识别信息，开展疫情追踪。
那么，尽管根据《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IDC Worldwide Smart Cities Spending Guide,2019H1)预测，至2020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场相关支出规模将达到1240亿美元。而我国市场支出规模将达到266亿美元，是支出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
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尚未完成，仍处于初期阶段，难以在短期内应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公共环境。
二、“大数据+网格化”意外走红，防疫给智慧城市带来什么？
当然，疫情除了给智慧城市带来诸多批评的声音，也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方向。
如今，江苏、湖南、福建、河北等等各省区域在防疫工作下逐渐形成了“大数据+网格化”的管理模式，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必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数据+网格化”管理，简单来理解，就是利用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智能手段，全面落实城市的社区、街道等网络单元内的信息收集、数据管理，进一步完善城市的数据系统和基层信息收集。
可以说，疫情防控的紧急推动，让全国各大城市不得不再次深入基层，开展一次彻底的人口信息普查工作。而这个过程也很好的成为了区域构建自有信息系统的一个契机。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尚亦城、智研院、京东数科联合推出“战疫金盾”系统，帮助区域企业、政府、人员做好信息收集、处理与分析工作，助力疫情监控与防疫部署。对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方面称，即便疫情之后，该系统也将被进一步完善，成为区域未来社会综合化治理的重要平台。
在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为联合区域研发了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系统，并在第一时间内展开部署与使用，成为区域发展的一大焦点。
在此之前，阿里旗下的钉钉、阿里云、支付宝、达摩院等团队更是紧急联动，搭建出浙江省新型肺炎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并输出为一整套完整的“数字防疫系统”，免费提供给全国各地政府和社区，助力疫情防控。
可以想象，在防疫工作的刚性需求下，有能力的区域联合科技企业打造定制的专属防疫系统，次者也将采用大平台免费对外开放的数字化系统，“大数据+网格化”的模式正在全方面“武装”到全国各个城市的社区、街道，加速下沉。
三、从中枢大脑到基层系统，疫情是否会改变智慧城市的路径？
今天，疫情仍在持续，而对于“智慧城市”的讨论依然热度未减，有批评，也有思考。值得注意的是，似乎对城市中枢大脑的关注也进入了缄默期，更多的焦点落在了以“大数据+网格化”模式为基础的基层防疫系统之上。
两者热度的微妙变化，是否意味着，这次疫情或将改变中国智慧城市的探索路径？是从顶层设计切入，讲究自上而下的落实；还是从基层系统覆盖，推动自下而上的发展；亦或是上下并举的综合性思路？
那么，不管最终的思路如何，通过这次疫情，最终都足以令我们愈发看到基层建设对于智慧城市的重要性，带来新的思考。
以当前走红的“大数据+网格化”模式来看，便可以划出两点讨论。
其一，从“大数据”层面，智慧城市的数据来源是否需要进一步向市场开放？
“平时，我们也会对小区的住户进行摸查，但是基本都是记录在纸上，再封挡，就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科技。”张春花对“智能相对论”说道。
如果不是此次疫情，或许信息接入互联网系统对于张春花所在的小区来说，还需要一段漫长的等待。同样的角度，放置在街道、社区等官方单位，是否也在面临这样的问题？
如果数据的来源在官方通道存在一定的延迟或不完备，无法达到智慧城市所需要的高效与快速反馈，那么是否将考虑进行市场化开放，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
因为，在现有互联网的产品反馈中，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企业对于城市的动态网络似乎掌握着更多的细节，并呈现出更大的数据价值。
比如，京东利用时空大数据引擎，根据每天快递员的送货轨迹数据反馈，逐渐修复了小区内细粒度的路网，进而帮助快递员更好的进行揽件线路规划。
在疫情期间，这项技术应用在了北京市、南京市公安局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帮助政府成功找到了确诊患者过去14天接触过的潜在高危人群，将政府的疫情排查范围从原来的千万人缩小到几千、几百人之中，并降低了一万倍的工作量。
那么，如果这样的数据能运用在消防系统、医疗系统，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而言，无疑是疏通生命线最好的助力，所节省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于生命保障都意义非凡。
如今，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快递员、滴滴司机、外卖员，他们终端设备上的数据反馈若是能运用好，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又将是何其珍贵。
其二，在“网格化”角度，智慧城市的焦点是否需要进一步向基层落实？
疫情揭露了一个更加明显的认知，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城市管理还得从最小的单位，即人的身上入手，做好对民众信息的识别与管理，才能有效的抑制影响恶化。
从城市的智慧大脑搭建，到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我们可以思考，智慧城市的进一步是否需要落实到居民的身上。
当然，并不是说加强对个人的监控，或是对个人隐私的窥探。
而是，增加对个人信息的多维度认证，或是疏通个人触达官方单位的渠道等等，这些都将是值得考虑的部分。
事实上，在疫情复工期间，阿里与腾讯相继推出“健康码”模式，对个人信息的认证再次提高到健康维度，出发点不外乎如此。
2月11日，在杭州市政府的推动下，阿里开发，健康码模式正是在杭州展开使用，对市民实行“红黄绿”三色动态管理，与钉钉企业复工申请平台打通。
2月12日，腾讯云也宣布，正式推出“腾讯健康码”，接入微信小程序、企业微信、海纳社区平台等渠道。目前已经推向全国，根据腾讯数据，腾讯健康码已覆盖超过7亿人口，